介绍

1.什么是益生菌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组首次将益生菌描述为“当给予足够量的益生菌时，会对宿主产生健康益处的活微生物”^1,2。2013年，国际益生菌和益生元科学协会（ISAPP）将定义最终调整为“当给药剂量充足时，能给宿主带来健康益处的活微生物”³。这些微生物主要由细菌组成，但也包括酵母菌，在一些发酵食品（如酸奶）中存在；它们被添加到某些食品中，并可作为膳食补充剂使用。
 
然而，并非所有被标记为益生菌的食品和膳食补充剂都证明对健康有益⁴。“益生菌”这个术语应该仅用于已在人体对照研究中证明具有健康益处的活的微生物⁴。只有在可重复的人体研究中显示含有活生物体并具有健康益处的产品才能声称是益生菌^5,6。
益生菌不应与益生元混淆，益生元通常是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如菊粉和其他低聚果糖），胃肠道中的微生物将其用作代谢燃料⁷。含有益生元和益生菌微生物的商业产品通常被称为合生元。益生菌也不应与后生元（Postbiotics）混淆，后生元是由死的、完整或破碎的微生物组成的制剂，有或没有代谢产物，对宿主有益⁸。
 
附：益生菌、益生元、合生元和后生元定义^4,9：

• 益生菌（Probiotics）：活的微生物，当摄入足够量时，对宿主的健康有益。
• 益生元（Prebiotics）：一种选择性发酵成分，可引起胃肠道菌群结构和/或活性的特定变化，从而对宿主健康产生益处。
• 合生元（Synbiotics）：一种由活的微生物和宿主微生物选择性利用的底物组成的混合物，能够对宿主产生 健康益处。包括两种类型的合生元：互补型（益生菌和益生元的混合物）和协同型 （选定能够利用底物的活的微生物与底物做混合物，以产生健康效应）^10,11。
• 后生元（Postbiotics）：无生命的微生物和/或其成分的制剂，对宿主有健康益处。

 
2.益生菌历史
益生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食用发酵食品是各种文明的常见做法。不同世代发明了不同类型的发酵乳制品，如公元前5000年的开菲尔（Kefir）和酵母。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奶酪和发酵产品的首次使用¹²，乳制品的发酵是最古老的食品保存技术之一。
 
几个标志性事件构成了现代益生菌的历史：
某些细菌发挥积极作用的现代假说最早由俄罗斯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Élie Metchnikoff提出。他首次提出有益细菌（乳酸菌）在肠道定植的可能性，有可能改变肠道微生物群及取代有害微生物¹³。Metchnikoff认为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用糖化菌株（发酵乳）替代在消化蛋白过程中产生苯酚、吲哚和氨等有毒物质的蛋白水解菌株，可以抑制“肠道自体中毒”和由此导致的衰老¹⁴。因此，Metchnikoff开发包含了被称为“保加利亚乳杆菌”发酵的酸奶。
 
这一概念的其他早期发展随之而来。具有活性的非致病性菌株开始被频繁用于治疗肠道疾病，以改变或替代肠道菌群。1917年爆发志贺氏菌病期间，德国教授Alfred Nissle从一名未受该病影响的士兵的粪便中分离出一株大肠杆菌¹⁵。当时还没有抗生素，需要治疗传染病的方法，Nissle在急性胃肠道感染性沙门氏菌病和志贺氏菌病中使用了E.coli Nissle 1917菌株，成为了非乳酸菌性益生菌的一个案例¹⁶。
同样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Henry Tissier首次从母乳喂养的婴儿中分离出双歧杆菌¹⁷，后来更名为双歧杆菌属¹⁸。Tissier发现双歧杆菌在母乳喂养婴儿的肠道微生物群中占主导地位，猜测它会取代导致腹泻的蛋白水解菌株。他观察到用双歧杆菌治疗婴儿腹泻的临床益处。
 
在日本，Minoru Shirota博士分离出副干酪乳杆菌（Lacticaseibacillus paracasei）菌株Shirota来对抗腹泻疫情。含有该菌株的益生菌产品已于1935年起在市场上售卖^19,20，至今仍广受全球欢迎。
 
这些都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领域的早期先驱。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具有所谓健康有益特性的肠道乳酸菌被引入作为益生菌，包括鼠李糖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和约氏乳杆菌²¹。如今在PubMed中搜索人体临床试验显示，已经发表了超过 1500项关于益生菌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在菌株和研究人群方面存在异质性，但许多不同的研究结果均显示了益生菌的益处，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⁴。
 
3.人体微生物组：
人类微生物组极其多样化，变化惊人。虽然只有大约0.5%的人类基因组在个体之间是可变的，但微生物组在个体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22,23。这种变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饮食、环境、遗传学、抗生素使用和生命早期微生物暴露的差异造成的^24-26。人类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和可变性使其特征描述极具挑战性^22,25,27。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2008年启动了人类微生物组项目（HMP），作为人类基因组项目的延伸^28-30。这是一项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工作，旨在了解健康人体内外的微生物群落及其变化²⁸，从五个主要身体区域开始：胃肠道、皮肤、阴道、呼吸道和口腔³¹。HMP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创建一种资源，用于确定改变的微生物模式如何导致疾病，以及如何恢复健康的微生物平衡^25,31,32。得益于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关于微生物组的知识正在迅速扩展³³。
 
有益微生物：人类微生物组中最大、研究最多的成分存在于肠道中。微生物组研究人员估计，每个人都有大约160种不同的肠道细菌²⁵。出生时遇到的乳杆菌和双歧杆菌物种存在于母乳中，是婴儿肠道最早的定植者之一，它们与其他物种一起塑造了随后的定植³⁴。虽然与婴儿相比，乳杆菌和双歧杆菌在成人肠道微生物组中的含量较低^35,36，但由于其有益的健康作用、饮食和环境的调节以及用作益生菌补充剂时可能的治疗作用，它们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37-39。

命名规范化与种类

1.益生菌命名规范化
益生菌通过其特定菌株进行鉴定/识别，包括属、种、亚种（如适用）和字母数字名称（如表1）⁴。在科学界，属、种和亚种名称有既定的命名规范，并用斜体字表达，而菌株名称、产品名称或商标名称则不受科学界的控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有关指南⁴⁰，益生菌制造商应将其菌株存放在国际公认的培养菌种收藏中心，后者会给菌株提供一个额外的代码或名称。表1展示了一些知名菌株及其相关名称。
 
表1.益生菌菌株命名规范例


附：乳杆菌属重组命名
为了更好地处理乳酸杆菌属广泛多样性的问题，2020年，该属进行了大重组调整，但是种名和菌株名不变。23个新属被重新定义，其中包括一些已有深入研究的益生菌品种。表2展示了主要的原乳酸杆菌种的新名称⁴¹。它们仍包括在乳酸杆菌属中的有L.acidophilus、L.gasseri、L.crispatus、L.johnsonii、L.helveticus 和 L.delbrueckii subsp.bulgaricus（有时缩写为L.bulgaricus），如表2⁴²。
 
表2. 主要的原乳酸杆菌益生菌种的新名称⁴²（来源：ISAPP）


2.规范化命名的必要性
菌株命名对于益生菌很重要，因为最可靠的益生菌研究证据是将益处（如本文将涉及的“益生菌与健康关系”）与有效剂量的特定菌株或菌株组合联系起来⁴。
 
益生菌的推荐，特别是在临床中，应该将特定菌株与人体研究显示的益处相联系⁴，例如儿科医生对单一菌株益生菌的偏好更大⁴³。有些菌株会具有特性，可能可以解释其某些神经、免疫和抗菌活性。然而，益生菌领域的一种新兴概念认识到，益生菌活性的一些机制可能在不同菌株、菌种甚至菌属之间共享。许多益生菌在促进定植抗力、调节肠道传输功能或使紊乱的微生物群正常化方面可能发挥类似的作用。例如，增加短链脂肪酸的产生或降低结肠肠腔pH可能是许多不同益生菌菌株的核心益处。因此，某些益生菌益处可能由某些经过充分研究的益生菌属的不同菌株提供⁴。
 
在益生菌领域，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通常包括多个菌株。如果不同菌株之间共享的作用机制被证明是产生所评价益处的原因，那这种方法是合理的。否则，应该侧重于特定菌株的证据^44,4。
 
3.益生菌种类：
益生菌产品中通常包括双歧杆菌属、酵母菌属、链球菌属、肠球菌属、大肠杆菌属和芽孢杆菌属的微生物。此外，产品通常含有乳杆菌科的微生物，其中包括在2020年重组乳杆菌属之前隶属于乳杆菌属的几个物种⁴¹。在报告特定的研究结果时，一般保留了研究时所使用的原始属名。表1显示了用于几种商业益生菌菌株的命名法示例。
 
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是最常使用的益生菌。布拉氏酵母菌（S. boulardii）、一些大肠杆菌（E.coli）和芽孢杆菌（Baccilus）也常被使用。新加入益生菌行列的丁酸梭菌（Clostridium butyricum）最近已被欧盟批准为一种新食品⁴⁵。数千年来一直通过发酵被用于保存食物的乳酸菌也可能具有潜在的健康益处；然而，“益生菌”这个术语应该仅用于已在人体对照研究中证明具有健康益处的活的微生物⁴。

 
4.成为益生菌的标准：
2001年，在WHO和FAO领导下召开的专家组会议首次提出了“益生菌”定义。由于语法原因，该定义在2014年被调整为“活微生物，当给予足够的量时，会给宿主带来健康益处”^1,43。规定益生菌必须具有“明确的含量、保质期结束时的适当活菌计数和健康益处的适当证据”，并进一步指出所有益生菌必须“对其预期用途安全”。ISAPP在2018年的一份立场声明中重申了这些观点⁴⁶。
 
因此，根据“益生菌”定义，可以转化为四个简单实用的标准，从而得出特定微生物菌株是否符合用于食品和膳食补充剂的益生菌的结论，即益生菌菌株必须：
（1）充分表征；
（2）对预期用途是安全的；
（3）至少有一项根据公认的科学标准或根据地方/国家当局的建议和规定（如适用）进行的阳性人体临床试验支持；
（4）在整个保质期内以有效剂量在产品中存活⁴⁷。
 
上述标准可以决策树呈现（如图2），作为确定候选菌株或菌株组合是否符合益生菌状态的工具，而不管最终应用如何。此外，它们可以以内容清单的形式呈现，如ISAPP信息图⁴⁸。

菌群建立、塑造与定植 

1.人体微生物建立与塑造：
婴儿微生物组在教育免疫系统方面起着基础作用，因此是终身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⁴⁹。它的组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出生方式、人类遗传因素、地理和文化、饮食和生活方式、生理、疾病、环境以及与他人和宠物的接触^28,50-54。此外，使用抗生素和质子泵抑制剂等药物会影响微生物组⁵⁰。
 
人体第一次接触微生物组是在出生时^55,56。在阴道分娩过程中，新生儿会被来自母体产道和皮肤的微生物定植^33,56,57。与阴道分娩的婴儿相比，剖腹产出生的婴儿的微生物群中来自母亲皮肤的微生物较多，而来自阴道的微生物较少^57,49,58。双歧杆菌和乳杆菌是婴儿肠道特别重要的早期定植菌，它们有助于指导健康微生物组的发育和免疫系统的成熟^56,59。
 
母亲的阴道微生物组在新生儿出生时建立初始肠道微生物组方面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塑造免疫系统的成熟和代谢。这种微生物组从母亲传播到新生儿的过程发生在新生儿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环境因素，如怀孕期间的母亲压力，可以改变阴道微生物组及其向婴儿的传播，并可能影响婴儿以后的神经发育^60-62。
 
母乳喂养是将乳杆菌和双歧杆菌以及其他细菌物种转移给婴儿的另一个机会^63,59,64。此外，在人类母乳中发现的某些益生元碳水化合物（称为母乳低聚糖）支持双歧杆菌的生长，双歧杆菌在婴儿的肠道中很重要，它们促进肠道粘膜表面和免疫系统的健康发育和功能^33,59。
 
阴道分娩与剖腹产出生的婴儿之间微生物组组成的差异可能解释了剖腹产出生相关的过敏和哮喘、肥胖、1型糖尿病和神经发育障碍风险的增加^65,66。通过在分娩时用母体阴道液擦拭剖腹产婴儿，将其引入阴道微生物，这是一种正在探索的新策略，有助于建立健康的微生物组⁴⁹。配方奶粉喂养还会破坏健康的婴儿微生物组，并与以后患免疫和代谢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即使是少量的补充配方奶粉也会改变肠道微生物种群⁵⁹。
 
婴儿肠道微生物组在出生后的头二到四年会发生变化，然后变得与成年人更相似⁶⁷。饮食和身体的变化有助于微生物谱的这种转变。在年轻时接触宠物等动物与较低的过敏风险有关。微生物模式也可能因抗生素的使用、环境中的微生物和疾病而改变^68-70。
 
在这段快速多样化和扩张的时期之后，微生物组变得相对稳定，变化更加渐进^33,57。衰老与微生物组之间的关系仍在探索中，但有证据表明，老年人的肠道微生物特征与年轻人不同，并与虚弱、饮食不良和健康问题有关^71,72。
 
虽然健康的微生物组通常对环境的变化具有抵抗力，并在之后恢复到以前的状态²⁵，但它仍然容易受到某些干扰因素的影响。例如，抗生素会对微生物组产生巨大影响，恢复到抗生素前微生物平衡的能力因人而异。饮食习惯的改变也会导致微生物组发生深刻而迅速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短暂的或持续的。激素周期、旅行、疾病和衰老是影响微生物组的其他因素^57,68,73。
 
2.肠道微生物定植：
据估计，人体内的微生物细胞数量至少相当于人体细胞的数量^74,33。肠道微生物组是人类微生物组中最大的子集，包括1000多种不同的细菌物种（跨个体）^34,25，约占每人体重的900-1800g。
 
肠道微生物主要分布于结肠，由数百种菌种组成（如表3）。据估计，成年人的结肠中有超过40万亿个细菌细胞（包括不到1%的古生菌）。此外还存在真菌和原生生物，在细胞数量方面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而噬菌体/病毒的细胞数量可能超过细菌细胞。肠道微生物平均为每个人增加了60万个基因^75,76。
 
在菌种和菌株水平上，不同个体间的微生物多样性非常显著：每个人都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细菌组成模式，部分由宿主基因型、出生时通过垂直传播进行的初始定植以及饮食习惯所决定^76,77。
 
在健康成年人中，粪便成分是稳定的。在人类肠道生态系统中，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和厚壁菌门（Firmicutes）这两种细菌分类占主导地位，超过90％的微生物属于这两个菌门。其余为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变形菌门 (Proteobacteria)、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和梭杆菌门(Fusobacteria)⁴。
 
肠道微生物与宿主之间的正常互动是一种共生关系。在小肠粘膜和大肠粘膜中存在大量淋巴组织（潘氏斑和孤立淋巴滤泡），提示肠道细菌对免疫功能的重要影响。这些结构上的上皮细胞专门用于抗原的摄取和采样，并包含淋巴样生发中心，用于诱导获得性免疫反应。在结肠中，微生物通过发酵从日常饮食或内源性分泌物中获得的底物来繁殖，并为宿主提供营养^4,78。
 
许多研究表明，健康个体和患有疾病或不健康的个体之间所定植微生物的数量存在差异。然而，研究人员目前无法确定健康人体的微生物群落构成。某些共生菌（如Roseburia、Akkermansia、Bifidobacterium、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等）似乎更常与健康相关，但目前研究活跃的领域是确定补充这些细菌是否能够改善健康或逆转疾病^4,79。
 
表3.人类肠道菌群⁴：肠道菌群形成了多样且动态的生态系统，包括己经适应生活在肠道粘膜表面或肠腔中的细菌、古生菌、真核生物和病毒。

胃和十二指肠	微生物数量很低：每g内容物< 103个细胞
	主要为乳酸杆菌和链球菌
	胃酸、胆汁和胰液抑制了大多数摄入的微生物
	阶段性推进运动阻碍了腔内的稳定定植（小肠也是如此）
空肠和回肠	数量从空肠的每g内容物104个细胞递增到远端回肠的每g内容物107个细胞
大肠	大量厌氧菌：每g内容物最高达1012个细胞

益生菌作用机制

益生菌与宿主细胞或益生菌与宿主微生物之间的交互是影响宿主健康的重要机制。益生菌通过一种或多种机制发挥其健康作用，包括：竞争性排除粘附部位的病原体、改善肠粘膜屏障、肠道免疫调节和神经递质合成等(如图3)^80,81。其中一些机制，如抑制胃肠道中致病微生物的生长，在益生菌菌株中广泛存在。其他机制是特定物种或菌株所特有的。
 
口服益生菌可能会影响胃肠道微生物群。根据基线微生物群、益生菌菌株和胃肠道区域，益生菌可能会以高度个性化的模式在人体肠道黏膜上短暂定植；且并非所有服用益生菌的人都会发生定植，这可能取决于遗传和免疫系统差异等因素⁸²。益生菌仅在给药期间和/或给药后不久有效⁸³。
 
益生菌还通过非特异性、物种特异性和菌株特异性机制对健康产生影响。

• 非特异性机制：在常用益生菌补充剂的菌株、物种甚至属之间差异很大。这些机制包括抑制胃肠道中致病微生物的生长（通过培养定植抗性、改善肠道转运、产生抗菌物质或帮助使受干扰的微生物群正常化）、产生生物活性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以及降低结肠中的管腔pH值³。
• 物种特异性机制：可能包括维生素合成、肠道屏障强化、胆汁盐代谢、酶活性和毒素中和。
• 其他机制，如细胞因子的产生、特定的免疫调节活性以及对内分泌和神经系统的影响，都以菌株特异性的方式表达。 

由于益生菌的作用可能特定于某些益生菌菌株，因此在临床上使用益生菌的建议需要针对特定菌株^4,84,85。此外，研究人员在设计研究和汇集可能使用不同益生菌菌株的研究数据时，应着重考虑益生菌菌株，以避免对其疗效和安全性得出误导性结论。

表4. 益生菌作用机制⁴

益生菌来源

1.食物
某些类型的发酵食品，如酸奶，是有益微生物的潜在来源，尽管并非所有含有活菌的发酵食品都含有益生菌微生物。益生菌微生物有时也会添加到未发酵的食物中。
 
发酵食品是通过各种活微生物培养物的生长和代谢活动制成的⁸⁶。这些食物中的许多都是活微生物和潜在有益微生物的丰富来源。一些发酵食品，如酸面包和大多数商业泡菜，在发酵后加工，食用时不含活菌。酸奶是另一种发酵食品，由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制成。酸奶也可能含有来自双歧杆菌或乳杆菌科的益生菌微生物。
 
含有活菌但通常不含经证实的益生菌微生物的发酵食品包括许多奶酪、韩国泡菜（一种韩国发酵卷心菜菜肴）、康普茶（一种发酵茶）、泡菜（发酵卷心菜）、味噌（一种基于大豆的发酵酱）、腌菜和由发酵苹果糖制成的未经过滤的生苹果醋⁸⁷。
 
某些未发酵的食物，如牛奶、果汁、奶昔、谷物、营养棒以及婴幼儿配方奶粉，可能会添加益生菌。通常，这些益生菌在标签上标明，带有菌株名称和活菌数量。
 
2.膳食补充剂
含有益生菌的膳食补充剂可以包括一个到多个菌株。益生菌补充剂中活细胞的数量由标签上列出的菌落形成单位（CFU）的数量表示。然而，由于益生菌产品中发现的益生菌菌株和剂量种类繁多，标签做法和使用建议不一致，因此很难确定哪些产品具有可验证的健康益处。
 
益生菌可作为膳食补充剂（胶囊、粉末、液体和其他形式）使用，含有各种菌株和剂量。产品可以包括单个菌株或多个活微生物菌株。许多含有益生菌的商业产品的效果尚未在研究中得到检验，不熟悉益生菌研究的人很难确定哪些产品有证据支持⁸⁸。然而，有些专业组织（如世界胃肠病学组织WGO）系统地审查了现有证据，并制定了使用特定益生菌的建议，包括适当的产品、剂量和配方，以预防或治疗各种健康状况^4,89。
 
益生菌以CFU为单位进行测量，CFU表示活细胞的数量。数量可以写在产品标签上，例如，10亿CFU为1 x 10⁹，100亿CFU则为1 x 10¹⁰。许多益生菌补充剂每剂含有1至100亿CFU，但有些产品含有500亿CFU或更多。然而，CFU计数较高的产品不一定比CFU计数较低的产品更有效⁴。
 
更多相关内容，可参阅本网站有关专文：益生菌（循证应用与产品篇） >>

益生菌与健康关系

益生菌的潜在健康益处是大量科学研究的重点。本节重点介绍九种健康状况与益生菌关系：儿科急性感染性腹泻、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AD）、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炎症性肠病（IBD）、肠易激综合征（IBS）、湿疹/特应性皮炎、上呼吸道感染、高胆固醇血症和肥胖症。
 
1.小儿急性感染腹泻:
多项证据支持使用某些益生菌来治疗儿科患者的急性感染性腹泻。一些综述表明，某些益生菌可以缩短急性腹泻的持续时间。然而，并非所有试验都与这些结果一致，尚不清楚益生菌补充剂是否是发达国家治疗这种疾病的有效方法⁹⁰。
 
急性腹泻通常被定义为稀便或水样便和/或排便频率增加（通常24小时内至少三次）⁹¹。急性腹泻可伴有发烧或呕吐，通常持续不超过7天。
 
2020年的一项Cochrane综述包括82项随机对照试验，共有12,127名参与者（主要是儿童），报告称，与未接受益生菌的人相比，接受益生菌治疗的人持续48小时或更长时间的腹泻风险降低了36%⁹²。益生菌还将腹泻的平均持续时间缩短了21.3小时。然而，作者指出，所纳入的研究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当他们在分析中只纳入偏倚风险较低的研究时，他们发现两组之间持续48小时或更长时间的腹泻风险或腹泻持续时间没有差异。
 
对11项随机对照试验（共2,444名参与者）的评估表明，鼠李糖乳杆菌GG（LGG）在治疗感染性腹泻方面最有效，日剂量至少为10¹⁰ CFU^93,94。一项对22项随机对照试验和非随机试验的综述，共有2,440名年龄在1个月至15岁之间的参与者，发现服用布拉氏酵母菌（最常见的是每天10⁹至10¹⁰ CFU，持续5-10天）可以缩短腹泻的持续时间和大便次数⁹⁵。在这两项分析中，LGG和布拉氏酵母菌将急性感染性腹泻的持续时间缩短了约1天。然而，随后的两项临床试验发现，在1,729名儿科急诊科就诊的婴幼儿中，为期5天的LGG疗程（一项试验中单独服用1 x 10¹⁰ CFU，每天两次，另一项试验中共服用4 x 10⁹ CFU，每日两次LGG和瑞士乳杆菌R0052）在治疗或改善急性胃肠炎的预后方面并不比安慰剂好^96,97。
 
最近的研究表明，益生菌在发达国家的急诊科可能无效，因为大多数急性感染性腹泻发作都是自限性的，除了补液治疗外不需要任何治疗^96,97。因此，使用益生菌补充剂治疗急性病毒性腹泻的成本效益缺乏共识^98,99。
 
2023年，欧洲儿科胃肠病、肝病和营养学会（ESPGHAN）益生菌和益生元工作组发布了他们关于使用益生菌治疗儿童特定胃肠道疾病（包括急性胃肠炎）的建议的更新版本¹⁰⁰。工作组报告说，有证据表明，LGG、布拉氏酵母、罗伊氏乳杆菌以及LGG和罗伊氏乳杆菌的组合可以缩短腹泻的持续时间。因此，他们建议在患有急性胃肠炎的儿科患者中使用特定剂量和持续时间的这些益生菌。然而，这些益生菌的推荐等级都很低，每种益生菌的证据确定性都很低或非常低。相比之下，美国胃肠病协会（AGA）在其2020年的技术审查中建议美国和加拿大的急性感染性胃肠炎儿童不要使用益生菌¹⁰¹。在这篇综述中，大多数显示有益的研究都是在印度、意大利、波兰、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进行的，综述作者对这些研究中的偏倚风险表示担忧。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的少数研究没有报告任何益处。
 
2.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抗生素会破坏肠道微生物群，服用抗生素的人有患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AD）的风险。一些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报告称，在首次服用抗生素后2天内开始某些益生菌治疗有助于降低特定患者群体中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风险。
 
抗生素是急性腹泻的另一个常见原因。通过减少微生物多样性，抗生素治疗通常会扰乱肠道微生物群，并可能导致微生物代谢的丧失（由于肠道中液体过多导致渗透性腹泻）、定植抵抗力的丧失（导致其他病原体感染的数量增加），以及肠道运动的增强¹⁰²。高达30%使用抗生素的患者会出现AAD¹⁰³。
 
接受住院治疗的人患AAD的风险明显高于接受门诊治疗的人。同样，2岁以下的儿童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其他儿童和成年人患AAD的风险更大。一些抗生素（如红霉素、青霉素）比其他抗生素更常与AAD相关^102,103。
 
荟萃分析表明，使用几种益生菌和菌株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将AAD的风险降低51%¹⁰⁴。然而，使用益生菌预防AAD的益处取决于引起AAD的抗生素类型、服用益生菌菌株、用户的生命阶段（即儿童、年轻人、老年人）以及用户是接受住院还是门诊护理。益生菌的使用与儿童和18至64岁成年人的AAD风险降低有关，但与65岁及以上成年人无关¹⁰⁵。
 
LGG和布拉氏酵母菌都已被证明可以降低AAD的风险。在对12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中，共包括1499名儿童和成人，用4 x 10⁸至12 x 10¹⁰ CFU的LGG治疗10天至3个月，将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的AAD风险从22.4%降低到12.3%¹⁰⁶。然而，当分别评估445名儿童和1,052名成年人时，这种差异仅在儿童中具有统计学意义。尽管LGG的最佳剂量尚不清楚，但每天1至2 x 10¹⁰ CFU可将儿童AAD的风险降低71%¹⁰⁶。在第一次服用抗生素后2天内服用益生菌比以后开始服用更有效。
 
在一项对21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中，共招募了4,780名成年人和儿童（他们大多在6个月至65岁之间），与安慰剂或未治疗相比，布拉氏酵母菌治疗将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成年人患AAD的风险从17.4%降低到8.2%¹⁰⁷。在儿童中，布拉氏酵母菌将风险从20.9%降低到8.8%。对不同剂量的布拉氏酵母菌进行了测试，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剂量依赖性效应。
 
ESPGHAN 益生菌和益生元工作组2023年的一份立场文件建议，从抗生素同时开始，每天服用5 x 10⁹ CFU或更多的LGG或布拉氏酵母菌，以预防有AAD风险因素（如合并症）的非住院和住院儿童的AAD¹⁰⁰。
 
总体而言，现有证据表明，在首次服用抗生素后2天内开始使用LGG或布拉氏酵母菌进行益生菌治疗有助于降低18至64岁成人和儿童患AAD的风险。没有证据表明，当使用多种益生菌菌株时，益处会更大⁹⁰。
 
3.坏死性小肠结肠炎
研究人员评估了益生菌的特定组合是否可以减少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早产儿的严重炎症反应。益生菌产品有时在医院环境中使用，以降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风险，但美国FDA担心，给早产儿服用益生菌可能会引起不良反应¹⁰⁸。
 
NEC是一种危及生命的胃肠道疾病，主要影响出生后几周内的早产儿。当肠道中细菌群落的不平衡引发身体的炎症反应时，就会发生NEC；由此产生的炎症会破坏肠道内的细胞。出生体重极低的早产儿（即体重<1500g的早产儿）患NEC的风险尤其高¹⁰⁹。从NEC中恢复的婴儿可能会出现长期的健康问题，包括短肠综合征、肠外营养相关的肝损伤和发育迟缓。
 
某些益生菌可以阻断肠道细胞对细菌入侵者作出反应的信号通路^109,110。这可能通过减少炎症反应来保护肠道。其他益生菌可能会增强肠道屏障，降低细菌移位和败血症的风险^111-113。因此，研究人员研究了使用益生菌预防早产儿NEC的情况，有时在医院环境中使用益生菌产品来降低NEC的风险^114-116。
 
在2020年AGA技术综述中，作者分析了63项试验的结果，这些试验评估了15,712名早产儿（<37周胎龄）使用单菌株和多菌株益生菌的情况¹¹⁷。该综述发现，与安慰剂相比，给予乳杆菌和双歧杆菌菌株的特定组合可以降低这些婴儿全因死亡的风险、严重NEC的风险以及达到完全肠内喂养的天数。这项审查的结果为AGA的益生菌临床实践指南提供了信息，AGA在指南中建议在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中使用乳杆菌和双歧杆菌菌株的特定组合来预防NEC¹⁰⁰。此外，WHO于2023年发布了早产儿或低出生体重儿护理指南¹¹⁸。WHO指南指出，对于妊娠32周前出生的母乳喂养的早产儿，可以考虑使用益生菌。同样在2023年，一项对90项早产儿试验的系统综述发现，多菌株益生菌可降低全因死亡、严重NEC和喂养不耐受的风险；多菌株益生菌还可以减少达到完全肠内喂养所需的时间和住院时间¹¹⁹。然而，Cochrane综述指出，在妊娠32周前出生的极早产儿和出生时体重低于1500g的极低出生体重婴儿中使用益生菌的现有证据尚无定论，并呼吁对这一人群进行更多研究¹¹⁶。  
 
在2023年的立场性文件中，ESPGHAN益生菌和益生元工作组重新审视了他们2020年关于使用益生菌预防早产儿NEC的建议¹²⁰，并得出结论，不需要对2020年的建议进行任何修改¹⁰⁰。他们继续建议使用LGG（1至6×10⁹  CFU）或婴儿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和嗜热链球菌的组合（每种菌株3.0至3.5×10⁸ CFU）来降低早产儿患NEC的风险。然而，他们表示，这一建议的等级很低，证据的确定性也很低。此外，他们指出，必须解决所有安全和质量问题，例如早产儿益生菌败血症的可能性，以及益生菌产品可能没有标记正确菌株的事实^100,120。
 
美国FDA于2023年发布了一份新闻稿，通知公众，包括医疗保健提供者，给早产儿服用益生菌可能会导致感染或侵袭性和潜在致命疾病¹⁰⁸。美国FDA报告称，近年来，益生菌与一名婴儿死亡和二十多起其他不良事件有关；该机构重申，益生菌尚未经过美国FDA的上市前程序来评估其医疗用途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美国FDA呼吁进行更严格的临床试验，为在婴儿中使用益生菌提供更好的证据。

4.炎症性肠病
肠道微生物组的改变可能在炎症性肠病（IBD）中发挥作用，研究人员正在评估益生菌是否有助于控制这种慢性疾病，结果喜忧参半；研究报告称，某些益生菌可能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有益，但对克罗恩病患者无效。临床实践指南没有特别建议IBD患者使用益生菌⁹⁰。
 
IBD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¹²¹。IBD的确切病因尚不清楚，但可能是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结合，包括遗传改变和免疫系统功能障碍¹¹⁷。IBD有各种治疗方法，包括口服类固醇和其他药物，但目前还没有治愈方法。
 
研究人员正在探索IBD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组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益生菌是否有助于管理IBD¹⁰¹。几篇综述评估了益生菌对IBD的影响^{101,117,122-124}。所有这些综述的作者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某些益生菌可能对溃疡性结肠炎有适度的有益作用，但对克罗恩病没有。
 
AGA 2020年的一项系统综述研究了益生菌在管理胃肠道疾病中的作用¹¹⁷。该综述包括12项使用益生菌诱导或维持689名克罗恩病儿童和成人病情缓解的试验，以及17项检查使用各种益生菌制剂诱导或维持1,673名溃疡性结肠炎儿童和成人缓解的试验。这些试验使用了各种益生菌菌株和组合，包括布拉氏酵母菌、LGG、约氏乳杆菌NCC 533、大肠杆菌Nissle 1917和一种名为VSL#3的八菌株组合产品，持续了几个月。研究结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益生菌有助于诱导或维持克罗恩病儿童或成人的病情缓解。作者无法就益生菌是否有益于严重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或是现有疗法的有效替代品得出结论。然而，有证据表明，当与常规疗法结合使用时，这些补充剂可能会适度降低轻度至中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疾病活动。本综述的结果受到研究之间差异的限制，包括不同的患者群体、益生菌制剂、治疗持续时间和伴随疗法。
 
2020年Cochrane综述对14项研究进行了综述，共招募了865名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该综述还表明，益生菌可能有助于诱导缓解，将益生菌与5-ASA（一种常用于治疗IBD的抗炎药）联合使用可能优于单独使用5-ASA¹²⁵。然而，证据有限，确定性低。2020年类似的Cochrane综述对1,473名溃疡性结肠炎参与者的12项研究进行了审查，检查了益生菌是否有助于维持缓解¹²⁶。作者得出结论，由于研究参与者人数少和使用的方法不可靠，产品的效果尚不确定。
 
由于知识差距，AGA临床决策支持工具不建议在患有IBD的成人和儿童中使用益生菌¹²⁷。同样，关于益生菌在管理胃肠道疾病中的作用的临床实践指南中，AGA建议仅在临床试验的背景下对患有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的成人和儿童使用益生菌¹⁰¹。英国胃肠病学会于2019年发布的共识指南涉及IBD的管理，包括益生菌的使用¹²⁹。作者得出结论，尽管益生菌可能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有适度的益处，但不应常规使用。对于克罗恩病患者，作者没有发现任何益处的证据。2023年，ESPGHAN益生菌和益生元工作组表示，没有足够的证据建议或反对在患有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的儿童中使用益生菌¹⁰⁰。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强有力的随机对照试验，以确定哪些IBD患者可能从益生菌中受益，以及哪些益生菌菌株最有效^101,123。
 
5.肠易激综合征
在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中，乳杆菌和双歧杆菌的数量随着促炎细菌种类的增加而减少。某些益生菌产品有可能恢复一些缺失的微生物功能，并帮助控制这种疾病的症状⁹⁰。
 
IBS是一种常见的胃肠道功能紊乱，其特征是反复出现的腹部不适或疼痛、腹胀以及大便形式或频率的变化。尽管IBS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在其病理生理学和症状中具有潜在作用；IBS也与压力有关¹²⁹。根据这项研究，包括肠杆菌科在内的促炎细菌种类在IBS患者中很丰富，它们通常也会相应减少胃肠道中乳杆菌和双歧杆菌的数量¹³⁰。益生菌产品通常含有乳杆菌和双歧杆菌，因此有可能恢复一些缺失的微生物功能，从而帮助控制IBS症状。
 
几项荟萃分析评估了益生菌在IBS患者中的作用^131-135。大多数人发现益生菌具有积极的、但适度的有益作用。例如，对总共2,575名患者的23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总体而言，益生菌将IBS症状持续或没有改善的风险降低了21%¹³¹。各种种类和菌株的益生菌对整体IBS症状、腹痛、腹胀和肠胃气胀评分都有有益的影响，但研究的质量很低。在这项分析中，益生菌的一些组合优于单个菌株，但没有一种特定的组合优于另一种。对总共1,793名IBS患者的15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的第二次荟萃分析发现，在8至10周的治疗后，益生菌比安慰剂更能减轻总体症状和腹痛的严重程度；在儿童中，这些补充剂还改善了粘膜屏障功能¹³²。
 
最近的一项系统综述包括3,406名IBS成人中16种单菌株和19种多菌株产品的35项随机对照试验¹³⁶。在发现整体症状在统计学上显著减轻（29项试验中有14项）或腹痛在临床上有意义减轻（34项试验中的8项）的研究中，最常用的是多菌株益生菌产品。此外，只有多菌株产品的试验发现生活质量有临床意义的改善^133,134。
 
不同菌株的益生菌是否对IBS患者有益，可能取决于所评估的IBS症状¹³⁷。在一项对10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中，共招募了877名接受益生菌或安慰剂治疗4周至6个月的成年人，接受含有短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或嗜酸乳杆菌种类的益生菌的人的疼痛评分低于接受安慰剂的人¹³⁸。相比之下，唾液链球菌亚种嗜热菌、动物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植物乳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布拉氏酵母菌没有显著影响。使用所有测试的益生菌后，肠胃胀气都有所下降，使用含有短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或植物乳杆菌的益生菌后腹胀评分有所改善。作者指出，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表明益生菌对生活质量没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现有证据表明，益生菌可能会减轻IBS的一些症状。然而，需要额外的高质量临床试验来确认所需的特定菌株、剂量和治疗持续时间，以及可以用益生菌有效治疗的IBS类型（如主要腹泻或便秘）。
 
6.特应性皮炎
特应性皮炎是湿疹最常见的形式，也是最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之一，影响全球约15%至20%的儿童和1%至3%的成人¹³⁹。
 
研究评估了各种益生菌产品在预防特应性皮炎中的应用。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益生菌可能会降低患特应性皮炎的风险和症状的严重程度，尽管这些产品提供的缓解可能有限⁹⁰。
 
许多益生菌研究评估了不同菌种和菌株对预防特应性皮炎的影响，一些荟萃分析综合了这些研究的结果。这些研究和荟萃分析表明，在妊娠期和婴儿早期接触益生菌可能会降低儿童患特应性皮炎的风险。
 
例如，2018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包括27项随机对照试验（RCTs）和一项对照队列研究，共涉及6,907名婴儿和儿童，他们在子宫内接触益生菌2周至7个月（通过母体口服补充剂）和/或在出生后口服益生菌2至13个月¹⁴⁰。结果显示，在6个月至9岁之间，用单一菌株或包括乳杆菌、双歧杆菌和丙酸杆菌的混合物进行益生菌治疗，显著降低了特应性皮炎的风险，从对照组的34.7%降至益生菌组的28.5%。亚组分析表明，在产前和产后使用益生菌显著降低了皮炎的发病率；然而，仅在产前或产后服用益生菌则没有。此外，益生菌治疗的效果因菌株而异。例如，补充鼠李糖乳杆菌或副干酪乳杆菌显著降低了特应性皮炎的发病率，而补充罗伊氏乳杆菌或嗜酸乳杆菌则没有。
 
相比之下，另一项对五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共有889名参与者，发现补充鼠李糖乳杆菌GG（LGG）并不能降低4岁以下儿童患湿疹的风险，无论这些儿童是直接接受益生菌还是在子宫内和/或通过母体补充在母乳喂养期间接触益生菌¹⁴¹。
 
大多数已发表的荟萃分析表明，益生菌略微减轻了婴儿和儿童特应性皮炎症状的严重程度。例如，一项对13项随机对照试验（共1,070名年龄在18岁或以下的参与者）的荟萃分析发现，益生菌治疗4至8周显著降低了特应性皮炎评分值（SCORAD），表明症状严重程度降低了¹⁴²。亚组分析发现，益生菌对1至18岁的儿童具有保护作用（9项试验），但对1岁以下的婴儿没有保护作用（5项试验）。此外，用乳杆菌、发酵乳杆菌或菌株混合物治疗显著降低了儿童的SCORAD值，而LGG和植物乳杆菌没有影响。
 
另一项荟萃分析包括8项随机对照试验，共有741名参与者，从出生到36个月大，他们接受了乳杆菌或双歧杆菌治疗4至24周¹⁴³。含有乳杆菌的益生菌可以减轻婴幼儿特应性皮炎症状的严重程度，但含有双歧杆菌的益生菌则没有。此外，治疗显著改善了中度至重度疾病参与者的症状，但轻度患者的症状没有改善。Cochrane综述了2,599名1至55岁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儿童）用于治疗湿疹的39项单一益生菌和益生菌混合物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益生菌治疗可能会略微降低SCORAD评分¹⁴⁴。然而，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些差异在临床上并不显著，目前的证据不支持使用益生菌治疗湿疹。
 
总体而言，现有证据表明，使用益生菌可能会降低患特应性皮炎的风险，并导致特应性皮肤炎SCORAD评分显著降低，但这些产品可能只能有限地缓解这种情况。此外，益生菌的效果因所用菌株、给药时间和患者年龄而异⁹⁰。
 
7.高胆固醇血症
一些研究表明，服用某些益生菌菌株的组合可能会改善脂质状况。具体来说，使用特定的益生菌可能会降低总胆固醇和LDL胆固醇水平。然而，研究结果并不一致，需要更多的研究。
 
血液中高水平的胆固醇或动脉壁中的胆固醇是心血管疾病（CVD）的危险因素。低密度脂蛋白（LDL）将胆固醇运送到组织和动脉；LDL水平越高，CVD的风险就越大。高密度脂蛋白（HDL）将胆固醇从组织运送到肝脏并导致其排泄；低水平的HDL会增加一个人患CVD的风险。
 
研究人员研究了使用益生菌来改善脂质状况。它们对胆固醇浓度的影响机制包括通过增加胆固醇的分解代谢：

• 胆汁盐水解酶活性，增加了对新胆汁酸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血清胆固醇水平^145-147；
• 胆固醇在小肠中的绑定，减少了身体吸收的量；
• 胆固醇被细菌同化和吸收¹⁴⁷，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 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肝脏胆固醇合成并调节胆固醇代谢^146-148。

 
一项对1,624名参与者（主要是18岁或以上的成年人）的30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与安慰剂相比，服用益生菌3至12周可使总胆固醇浓度平均降低7.8mg/dL，LDL浓度平均降低7.3mg/dL¹⁴⁹。在亚组分析中，益生菌的益处在持续8周或更长时间的研究中以及基线总胆固醇水平高于240mg/dL的参与者中略高。在三项以上研究中包括的菌株中，嗜酸乳杆菌、嗜酸乳杆菌和乳双歧杆菌的混合物以及植物乳杆菌与总胆固醇和LDL胆固醇浓度的显著降低有关，但瑞士乳杆菌和屎肠球菌则没有。在一项针对602名胆固醇水平正常或高的成年人的11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较小荟萃分析中，与安慰剂治疗组相比，服用益生菌2至10周的患者总胆固醇降低了6.6mg/dL，LDL胆固醇水平降低了8.5mg/dL。但益生菌治疗对HDL胆固醇水平没有显著影响¹⁵⁰。这种影响在服用益生菌超过4周的人、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和45岁或以上的人中最为明显。在这两项荟萃分析中，参与者包括健康成年人和患有高胆固醇血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肥胖的成年人。
 
然而，最近一项关于益生菌对健康成年人血脂水平影响的综述的作者（在14项研究中，共有942名成年人接受了15-150天的治疗）发现，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益生菌可以改善血脂水平¹⁵¹。另一项综述发现，使用含有多种菌株的益生菌可以显著降低总胆固醇和LDL胆固醇水平（分别降低12.0和20.1mg/dL），而使用单一菌株的试验则没有¹⁵²。
 
总体而言，研究表明，使用多菌株益生菌的组合以及含有嗜酸乳杆菌、嗜酸乳杆菌和乳双歧杆菌的混合物或植物乳杆菌的益生菌可能会降低总胆固醇和LDL胆固醇水平。然而，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这些发现⁹⁰。
 
8.肥胖
肠道的微生物有助于从食物中提取营养和能量，这表明益生菌在体重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尽管一些评估益生菌对肥胖相关终点影响的临床试验报告了有希望的结果，但其他试验报告没有效果⁹⁰。
 
肠道微生物群在从食物中提取营养和能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对小鼠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不仅影响饮食中能量的使用，还影响宿主体内的能量消耗和储存¹⁵³。这些影响是否会转化为人类尚不清楚。
 
评估益生菌对肥胖相关终点影响的临床试验结果喜忧参半。例如，一项为期12周的临床试验随机选择了210名年龄在35至60岁之间、内脏脂肪含量高的健康成年人，每天食用200g发酵乳，每g含有10⁷、10⁶或0（对照）CFU的加氏乳杆菌SBT2055（LG2055）¹⁵⁴。与对照组相比，接受10⁷或10⁶ CFU/g加氏乳杆菌牛奶的参与者内脏脂肪面积（平均分别减少8.5%和8.2%）、体重指数、腰围和臀围以及体脂肪量显著减少。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与安慰剂相比，125名肥胖成年人在24周内每天补充3.24 x 10⁸ CFU鼠李糖乳杆菌CGMCC1.3724，并在前12周内进行能量限制饮食（比估计的卡路里需求少500kcal/天），对减肥没有显著影响¹⁵⁵。然而，在女性参与者中，与接受安慰剂的人相比，接受乳杆菌治疗的人在12周（减轻1.8kg）和24周（减轻2.6kg）后的体重减轻幅度更大。
 
2017年对1,067名超重或肥胖患者进行的14项临床试验（包括上述两项）的系统综述表明，益生菌（主要是以不同剂量给药3周至6个月的乳杆菌）在9项试验中显著降低了体重和/或体脂，在3项试验中没有效果，在2项试验中增加了体重¹⁵⁶。最近对957名超重或肥胖患者的15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的另一项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发现，与安慰剂相比，补充不同剂量和菌株的益生菌3至12周可导致体重（减少0.6kg）、体重指数（减少0.27kg/M²）和脂肪百分比（减少0.6%）的更大减少¹⁵⁷。然而，这些影响很小，临床意义值得怀疑。
 
相比之下，最近的一项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包括1,412名参与者的19项随机试验，发现补充益生菌或合生元会略微降低腰围（0.82cm），但对体重或体重指数没有影响，尽管证据质量低至中等¹⁵⁸。对881名成年人的14项试验、726名儿童的5项试验和1,154名婴儿的12项试验进行的另一项荟萃分析的结果表明，益生菌促进成年人平均减重0.54kg，儿童平均增重0.20kg，婴儿体重没有明显的减轻或增重¹⁵⁹。
 
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益生菌对体重和肥胖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益生菌菌株、剂量和持续时间，以及用户的某些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和基线体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了解益生菌对人体脂肪、体重和肥胖的潜在影响⁹⁰。
 
9.普通感冒、流感和其他呼吸道感染
益生菌可能通过刺激免疫系统和抑制病毒复制来降低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并缩短病程¹⁶⁰。
 
大多数研究益生菌是否能降低婴儿、儿童和成人呼吸道感染风险的临床试验都有积极的发现。例如，一项临床试验评估了益生菌是否会影响326名3至5岁健康儿童的感冒和流感样症状的发生率和持续时间¹⁶¹。从11月到来年5月，参与者每天服用两次嗜酸乳杆菌NCFM（1 x 10¹⁰ CFU总日剂量）、NCFM加动物双歧杆菌亚种Bi-07（1 x 10¹⁰CFU总每日剂量）或安慰剂6个月。单独或与动物双歧杆菌联合使用嗜酸乳杆菌可降低发烧和咳嗽的发生率和持续时间，并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此外，与服用安慰剂的参与者相比，单独服用嗜酸乳杆菌或与动物双歧杆菌一起服用的参与者的儿童保育缺勤率显著降低。在898名年龄在18至70岁之间的健康男性和女性的临床试验中，结果相似，他们从10月到2月每天服用1 x 10⁹ CFU植物乳杆菌HEAL 9和副乳杆菌8700:2或安慰剂12周¹⁶²。在至少经历过一次感冒的参与者中，服用益生菌的人感冒次数（平均1.24次感冒）少于服用安慰剂的人（平均1.36次感冒），但两组之间的症状严重程度没有差异。
 
对益生菌预防或治疗儿童和成人呼吸道感染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都发现了对某些结果的有益影响^163-167。例如，一项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包括20项临床试验，研究了乳杆菌和双歧杆菌对12个月至12岁儿童或成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影响¹⁶⁴。参与者服用乳杆菌菌株、乳杆菌加双歧杆菌菌株或安慰剂3周至7个月，主要是在冬季。益生菌具有适度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效果，将人均患病天数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天；将病程缩短近一天；与安慰剂相比，将缺席日托、上学或工作的天数减少约4小时。
 
Cochrane对益生菌补充剂预防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综述也发现益生菌有益，该综述结合了12项临床试验的结果，共涉及3,720名儿童和成人¹⁶⁸。这些研究测试了各种各样的益生菌，包括单一和多种菌株，大多数试验每天施用10⁹至10¹⁰ CFU，持续3个月或更长时间。与安慰剂相比，益生菌将至少一种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降低了47%，并将病程缩短了1.89天。然而，证据的质量很低。作者得出结论，益生菌可能有助于预防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最近一项荟萃分析的结果也支持益生菌用于呼吸道感染。它包括39项研究，共涉及8,046名非老年人，其中大多数是健康的男性和女性，测试了各种益生菌菌株，包括乳杆菌、双歧杆菌、肠球菌和乳球菌¹⁶³。益生菌可将患一种或多种呼吸道感染的风险降低9%，将病程缩短0.23天，并减轻症状的严重程度。
 
评估益生菌临床试验结果的一个挑战是，益生菌的效果似乎因菌株而异。法国的一项队列研究表明了这一点，该研究对8,389名儿童从出生到5.5岁进行了跟踪调查¹⁶⁹。在2个月大时，57.4%的儿童食用富含各种益生菌菌株的婴儿配方奶粉，42.6%的儿童食用不含益生菌的配方奶粉。与食用不含益生菌的配方奶粉的儿童相比，在2个月大时食用含乳双歧杆菌BB12配方奶粉的婴儿在至少5.5岁之前患下呼吸道感染的风险降低了16%。然而，食用含有其他双歧杆菌菌株或乳杆菌或链球菌的配方奶粉不会影响下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此外，研究结果显示，2个月大时食用含有任何益生菌菌株的配方奶粉与上呼吸道感染风险之间没有相关性。
 
另一个挑战是，200多种病毒可引起呼吸道感染，益生菌的效果可能因病毒而异¹⁶⁰。对自由生活参与者的研究不能局限于预选的病毒，因此一些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诱导由单一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项研究检查了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1-04对152名暴露于鼻病毒（RV）-A39的健康年轻男性和女性（平均年龄22至23岁）的影响¹⁷⁰。参与者在RV-A39攻击前28天和攻击后5天每天服用2 x 10⁹ CFU的益生菌或安慰剂。结果补充益生菌降低了趋化因子配体-8对鼻病毒感染的反应，表明症状不那么严重。补充剂还降低了病毒滴度和参与者鼻腔分泌物中脱落病毒的比例。然而，益生菌不影响症状评分、感染率或下呼吸道炎症水平。
 

安全性考虑

许多益生菌菌株来源于在食品中安全使用历史悠久的物种，或来源于在健康胃肠道定植的微生物。由于这些原因，常见的益生菌，如双歧杆菌和乳杆菌科成员，不太可能对健康人造成伤害⁴。益生菌的副作用通常很小，包括自限性胃肠道症状，如胀气⁹⁰。
 
然而，一些益生菌的临床试验并没有充分解决安全问题，留下了现有安全证据的空白^171-173。此外，一些证据表明，益生菌可能会对某些人群造成伤害，包括重病或免疫功能低下的人。上文讨论的2023年美国FDA新闻稿对早产儿服用益生菌的潜在风险表示担忧¹⁰⁸。
 
益生菌的使用与菌血症、真菌血症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严重疾病的感染有关，其中大多数涉及重病或免疫功能低下的人^174,175。然而，一些病例报告没有证实所使用的特定益生菌菌株是感染的原因。在其他情况下，益生菌菌株被证实是机会性病原体。因为用作益生菌的物种也可以是患者微生物群的正常居民，所以这样的确认很重要。
 
对于免疫功能受损或其他严重潜在疾病的个体，WGO建议将益生菌的使用限制在已被证明有效的菌株和适应症上⁴。
 
自1966年以来，已经发表了至少60篇与使用含有酿酒酵母的益生菌相关的真菌血症报告。在许多此类病例中，患者在重症监护室（ICU）接受肠内或肠外营养，使用中心静脉导管，或接受了广谱抗菌治疗¹⁷⁶。1990年，当LGG被引入芬兰的乳制品中时，对该国人口的监测显示，到2000年，乳杆菌引起的菌血症（血液中的细菌）率没有增加¹⁷⁷。然而，对波士顿一家医院22,174名重症监护室患者的回顾性分析发现，与未接受益生菌的患者相比，接受LGG（通常通过喂食管）的患者患乳杆菌菌血症的风险明显更高¹⁷⁸。在522名接受LGG治疗的患者中，基因组水平分析确定了6例在血液中发现摄入LGG的病例，而在21,652名未接受LGG的患者中只有2例。
 
益生菌与药物没有相互作用。然而，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可能会降低一些益生菌的有效性¹⁷⁹。
 

益生菌产品选择和使用

目前还没有官方正式的建议支持或反对在健康人群中使用益生菌⁹⁰。然而，一些卫生专业人员的专家机构（如世界胃肠病学组织WGO）就特定的益生菌菌株在某些健康状况下的使用提供了指南。这些机构还为临床医生和消费者选择益生菌产品提供指导，包括益生菌种类、菌株和可能缓解其症状的剂量等^4,90。
 
WGO指南指出，益生菌的最佳剂量取决于菌株和产品，并建议临床医生只建议患者使用在人体研究中已被证明有益的益生菌菌株、剂量和持续时间⁴。WGO指南包括用于特定胃肠终点研究的特定益生菌菌株的证据摘要⁴。最后，WGO建议用户检查益生菌产品的标签，了解推荐的储存条件。例如，有些需要冷藏，而另一些可以在室温下储存⁴。
 
ISAPP建议制造商在产品标签上列出CFU的总数，最好是每种菌株的CFU总数，并注明有效期或保质期¹⁸⁰。ISAPP还建议，这些补充剂的消费者避免使用在标签上标注制造时CFU数量的产品，因为这些信息并不能解释产品有效期内活菌数（CFU）的下降。
 
更多相关内容，可参阅本网站有关专文：益生菌（循证应用与产品篇） >>

参考文献：
1. FAO / WHO.(2002)"Health and Nutritional Properties of Probiotics in Food including Powder Milk with Live Lactic Acid Bacteria" (PDF). Report of a Joint FAO/WHO Expert Consultation on Evaluation of Health and Nutritional Properties of Probiotics in Food Including Powder Milk with Live Lactic Acid Bacteria. Accessed Oct 23,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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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网编辑V.01，2025.12.16